县照相馆在老街的尽头，门脸窄得只剩一扇，玻璃柜台里的相纸早就换成了彩扩机的广告。

看门的老师傅姓窦，书的绝笔，毛笔小楷，写在病历纸的背面：

“守拙兄如晤。

照相二人，非我队人。

左一，商社驻在员，森田重光；右一，不知名，疑其译员。

照片之事，兄知我知。

我病不起，以此为托。

弟穆，绝笔。”

堂屋里没有人说话。

煤炉上的水壶响了两回，夏瑾起身提下来，谁也没觉得。

三块照片角，在柜台上拼合。

裁口咬合得严丝合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雪，十几个穿棉大衣的人站成一排——队伍的最左端，站着一个肩线过分挺拔的年轻人，棉大衣簇新，皮鞋在雪地里纤尘不染。

照片拼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看清了：那个年轻人的眉眼，和日文剪报上那位六十书这笔账，延中记上了。”

当天夜里，炜杰在厂办坐到后半夜。

桌上摊着三样东西：拼全的合影、穆文书的绝笔、夏瑾拼了三年的证据链。

铁箱的事，他一个字没提。

石青山的三年之约，他守——那是另一条线上的牌，现在还不到翻的时候。

但眼前的牌，够了。

第二天，三件事同时发了出去。

第一件，合影与绝笔的影印件，一式两份：一份送省里有关部门，旧案归档，附延中的情况说明——只陈述，不渲染，账目名目，写清楚哪件是原件、哪件是影印、哪件是推断；一份，通过夏瑾的渠道，递进了船运行业的内部圈子里。

这种圈子不大，半天就能传遍半个亚洲的航运桌。

第二件，影印件抄送一人：省第一监狱，商敬亭收。

据后来狱方反馈，商敬亭收到那张拼全的合影，在监室里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向管教递交了书面材料，要求补充交代“六六年样品问题”的全部情况。

这一次，他没有再讨价还价。

有些东西压了二十件，推过去：《延中实业一九九五年对外贸易计划（草案）》。

封面上，合作方的位置空着。

“霍伯伯，封锁是怎么破的，书上写得明白。”炜杰说，“不是从中间挤，是从旁边另开一条路。

霍氏的船队走中日航线三十年，日本商社讲资历、讲脸面——延中这条新路上，我想挂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是霍氏。”

霍禹拿起那份草案，一页一页翻。

翻到末页，他停住了。

末页只有一行字：

“账目名目，清如水鉴。

本计划全部条款，欢迎对手查阅。”

老爷子看了很久，抬起头，眼睛里有了光：

“你要把明账打到东京去。”

“他们偷走的东西，我要用买卖挣回来。”炜杰说，“岩芯的账，法院算，市场的账，我来算。”

霍禹伸出手。

两只手握在一起，老爷子用力一沉：

“船，我出。

人——”他顿了顿，“日本人的规矩，谈这么大的生意，要正主亲自上门。

炜杰，你这个正主，怕是要走一趟东京了。”

窗外，正月的风卷着最后一点雪粒子，打在新厂工地的塔吊上，铮铮地响。

工地上灯还亮着，南方的传真机又“滋滋”地响起来——这回不是催签字。

是订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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