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晚上十一点，恩斯特·台尔曼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外，推门进去。

房间里的景象让台尔曼略微一怔。

韦格纳穿着毛衣，正俯身用小锤子敲打一个木制模型——是奥得河大桥的缩小版，桥面中央的铁丝网已经剪断，两侧用火柴棍搭成的小人正在“过桥”。

“稍等，”韦格纳头也没抬，“马上就好……这个拱桥结构总是不稳。”

秘书把茶端上来时，台尔曼仍然站着。

“台尔曼同志，放松点。”韦格纳端起茶杯暖手。

听到主席的话，台尔曼坐下，脊背依然挺直：

“主席，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内务部，是代表一部分党内同志来的。”

“请讲。”

“我们有些不明白。”

“波兰，一个毕苏斯基独裁了十件，

“我想，他会做和毕苏斯基一模一样的事：

谈判，争取时间，保存实力。

革命的战略退却。

区别在于，毕苏斯基是为资产阶级波兰争取喘息，而我们，是为社会主义波兰争取诞生的时间。”

他把文件推给台尔曼。

那是1921年德国内部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教训”的总结报告，上面有韦格纳密密麻麻的批注。

“你看看第三条：

‘库恩·贝拉同志的错误在于，试图在三个月内完成需要三年甚至十年的社会改造。

他解散了旧军队，却来不及建立新军队；

他没收了所有地主土地，却无法立即组织起有效的农业生产。

结果是什么？

农民饿肚子，旧军官叛乱，外国干涉军轻易突破防线。

’”

台尔曼快速浏览着，眉头紧锁。

“波兰有3800万人，”

韦格纳继续说，语气变得沉重，

“其中2700万是农民。

他们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只关心今年的收成、地租以及他们能不能吃饱。

如果我们用坦克开进华沙，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呢？

旧政府垮台了，但三千多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信仰、对‘德国佬’和‘俄国佬’的历史仇恨，会一夜消失吗？”

韦格纳走到墙上的大幅欧洲地图前，

“不会。

它们会转入地下，变成游击队，变成暗杀，变成永无止境的动荡。

而资本主义国家们，他们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武装这些抵抗力量，把波兰变成插在我们和苏联之间的永不愈合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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