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话，炜杰在心里翻来覆去掂量了一夜。

“炜家的账，记到上市那天，就该结了。”

说得客气，甚至带着点贺喜的味道。

可越是客气，越冷——这不是威胁，是通知。

像账房先生合上账本时的那句话：数都对过了，该付钱了。

第二天上午，他拨通了办案机关留下的电话，申请去见梁世勋。

批复下来得比预想的快。

第四天，一辆黑色轿车把炜杰送到了市郊那栋灰色的小楼前。

夏瑾已经等在门口——她的报道引起了省里的注意，办案机关特批她全程旁听，前提是见报内容须经审查。

“紧张吗？”进门登记的时候，夏瑾低声问。

“不紧张。”炜杰把身份证递过去，“就是好奇。”

“好奇什么？”

“好奇一栋倒了快两年的楼，怎么还有人住在里面不肯出来。”

会见室在一楼，一张桌子，三把椅子，窗外看得见一角操场。

梁世勋被带进来的时候，炜杰几乎没认出来——那个左眉带疤、在码头上呼风唤雨的港商，如今穿着一身灰布衣，头发剪得很短，人瘦了一圈，反倒显得精神。

唯一没变的，是那道疤，和看人时先垂下眼皮的习惯。

“杰总。”他先开口，普通话比两年前标准了许多，“夏记者。

久仰。”

三个人落座。

办案人员坐在墙角，面无表情地记录。

“梁先生递的那页纸，我们看到了。”炜杰说，“所以来问问细节。”

梁世勋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打拍子。

“章以行。”他说出这个名字，“你们应该已经查过他了。

查不到什么的——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自己留名字。

商先生的账是他管的，楼里的人情往来是他记的，连望江楼后厨一个月用几斤油，他心里都有数。

可他名下没有公司，没有房产，连存折都开在别人名下。”

“香港人？”

“不是。

广州人，早年跟商先生是同乡同宗，拐着弯的亲戚。”梁世勋的左眉动了动，“六六年那会儿，他在勘探队管后勤，二十出头。

石青山他们挖日志的事，他未必知道，但商先生后来做的那些事，桩桩件件，都过他的手。”

炜杰的指尖在桌沿停住了。

又一条六六年的线头。

“商敬亭到案，为什么没他？”

“他干净。”梁世勋说，“这是我最服他的地方。

商先生楼里的钱，分两种，一种是明账，一种是暗账。

明账会计做，暗账他做——但他自己，一分钱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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