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记者，你说的那本账，在这儿。”他说，“这不是延中的账，是我爸的。

三十年司机的报销底单，一分一厘，全在里头。

延中的记账规矩，是从这个信封里长出来的。”

“你要写延中，得先写写这个。”

夏瑾拿起那个信封，抽出里头的底单，一张一张地看。

看了十几张，她抬起头，眼神变了。

“你爸，现在哪儿？”

“县城，化肥厂。”炜杰说，“设备顾问，红袖箍，义务劳动。”

“我要去县城。”夏瑾把底单装好，站起来，“这篇报道，我改写父子俩。”

“随便。”炜杰也站起来，送她到门口，忽然补了一句，“夏记者，我提醒你一句。”

“什么？”

“我爸那个人，最烦记者。”炜杰说，“前年有个县广播站的来采访他，问他有啥感想，他让人家回去把感想两个字写清楚了再来。”

夏瑾愣了一下，忽然笑了。

这是她进厂四天，头一回笑。

“那我更不能空手去了。”她背起采访包，“炜董，等我回来，稿子给你过目——只核事实，不改观点。”

“成交。”

——

夏瑾在县城待了五天。

没人知道她这五天怎么过的。

她跟着炜守拙跑了三天车间，看了他耳朵上夹烟，看了他拿筷子头蘸着两滴油炒土豆丝，看了他把每一张报销底单抚平、对齐、缝线。

第五天傍晚，她坐在炜家小院的板凳上，听老爷子讲那个七月十四的晚上——儿子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说爸，明天别出车。

老爷子讲得很平淡，讲到烟袋锅的时候，停了很久。

夏瑾的笔，在笔记本上悬了半天，一个字没写，眼圈红了。

回上海的火车上，她开始写稿。

写了一段，撕了，再写，又撕。

写到第三遍，她忽然明白了该怎么开头。

那篇报道，一个星期后登在省报第二版，整整一个版，标题是——

《把账记在明处》。

开头第一句：

“上海有一家公司，记账的规矩，是从一个司机的牛皮纸信封里长出来的。”

报道见报那天，延中的上市辅导验收材料，正好送进主管部门。

而炜杰不知道的是，夏瑾交完稿，又去见了一个人——市纪委的周正衡。

她那篇粮站调查的老关系。

她要查的另一件事，刚刚开始：有人在向上市审核部门递延中的“黑材料”，而材料的封皮上，印着一家香港公司的徽记。

商敬亭倒了，可他的楼里，还有没散的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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