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开了，厂活了，梁世勋进去了，深圳的设备连人带锅，端到了延中的桌上。

一切都顺得不能再顺。

直到那天深夜，他接到一个电话。

看守所打来的——梁世勋，申请见他。

“我不去。”炜杰对着话筒说，“秦所长，他手里那点东西，上回收据那一手，我领教过了。”

“这回不一样。”秦志刚的声音很古怪，“他进来以后，商敬亭断了他的供养。

他在里头听人念报纸，念到深圳厂换了东家，当场就笑了，笑了半宿。”

“第二天，他写了一份材料，三十七页。”

“什么材料？”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勘探队撤营那天夜里写起。”秦志刚一字一字地说，“谁让他撕的那页纸，谁改的档案登记，七拨上山的人是谁派的，六六年到今天，二十五年，每一笔。”

“材料的最后，他写了一句话——”

“他说，我这条命是商先生给的，这条命里的每一笔，我都记着账。

现在他把灯吹了，那就别怪我，把他的账房，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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