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叔叔阿姨、师傅，我叫炜杰。”他开门见山，“延中的股东，百分之九，今天在场诸位加起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底下嗡嗡的。

“我把大家请来，就一件事。”炜杰说，“有人要买延中。

从香港来的钱，省城里递的话，出价不低。

这几天，可能就有人找到各位门上，或者托柜台的朋友递话——高价收你们手里的筹码。”

场子里静了。

“价钱好，卖了，天经地义。”炜杰的声音不高，“我今天不是拦着大家发财的。

我就给大家算一笔账。”

“延中实业，账上有机器设备，有厂房地皮，还有一张全市只有两张的稀有金属深加工牌照。

各位手里的股票，今天柜台上的价，是一块八。

人家收，可能出到两块五、三块。”

“可各位想过没有——延中被收走之后，做什么？

做稀有金属深加工。

那座矿在哪儿，我不说，大家也看报纸了。

矿是国家的，牌照是国家的，厂子是老厂长桂长根带着几百号工人，从五八年的街道小厂，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

“三块卖掉的股票，人家转手装进这盘生意里，值多少？

三十块。”

“这三块和三十块中间的二十七块，”炜杰环视一圈，“是从谁的口袋里掏走的？”

场子里鸦雀无声。

摆烟摊的个体户第一个站起来，脖子都红了：“小炜老板，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炜杰说，“股票，拿稳了。

下个月的股东大会，有一个议题，是改选董事会。

我提议，在场的诸位，把表决权集中起来——选真正能替厂子看门的人进董事会。”

“厂子在咱们手里，牌照就在咱们手里，牌照在咱们手里——”

他一字一字地说：

“那座山，谁就搬不走。”

拄拐棍的老太太颤巍巍地举起手：“后生，我那三百股，听你的！”

“我的八百股也是！”

“算上我！”

茶室里，四十多只手，一只一只举起来。

周老爷子坐在角落里，旱烟袋都忘了点，看着场子中间那个年轻人，忽然想起半年多前，这个后生第一次在静安柜台收国库券的样子。

那时候他收的是券。

现在，他收的是人心。

——

散了场，天已经擦黑。

炜杰刚走出茶室，陆则明从马路对面迎上来——他的事，自首加检举立功，取保候审，这阵子就住在上海，帮炜杰跑延中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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