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第三天，霍氏的合同到了：霍氏船队为延中P507对日出口提供三年舱位保障，运费按行业均价下浮一成，唯一附加条款是——日本市场的首单谈判，炜杰必须亲自到东京签。

“这是霍老先生替你争的。”夏瑾在电话里说，“他的原话：船我可以替你跑，脸面上的仗，得正主自己去打。”

“你什么时候回来？”炜杰问。

电话那头停了停：“香港窗口三月挂牌，挂完牌，我随第一批货过去。”她顿了顿，又补一句，“东京的事，我陪你理一遍资料。

就这么定了。”

挂了电话，炜杰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窗外，厂区里柳树抽芽了，新厂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地响，一声一声，像给谁数着拍子。

他想起那三个撕掉的纸团——“案件往来函”。

如今案件归档了。

往后往香港、往东京的信，名目总算可以换一换了。

离赴日还有大半年，筹备的事一样一样摆上了桌。

第一件事是资料。

夏瑾从香港寄来一只木箱，全是三共商事三十年来的公开材料：年报、行业名录、剪报。

炜杰带着两个年轻干事，一条一条录成卡片，录了两个星期。

录到一九六八年的那一页，干事念出声来：“三共商事，昭和四十三年，增资扩股，新增业务：稀有矿产咨询——”

炜杰摆摆手，没让念下去。

那一页，他早会背了。

第二件事是人。

方鹤年挑了两个心最静的徒弟，进了对外贸易部，学日语，每天跟着广播念，念得满楼道是声。

小杜从南方调回来，任贸易部的货运主管——他在大阪端过一年茶，认得日本人哪句话是客气，哪句话是刀。

第三件事，是炜守拙的。

三月末的一个傍晚，老爷子把炜杰叫到陈列馆。

馆里已经闭馆，长明灯亮着。

炜守拙站在拼全的合影前，递给他一样东西——那张拼全照片原件，重新裁过，裁成了便于携带的一掌大小，拿桑皮纸包着。

“带在身上。”老爷子说，“到了东京，不用拿出来。

你心里有它，就够了。”

“爹，我是去谈生意的。”

“谈生意更要带着。”炜守拙看着他，“让人家看清楚——当年他们从雪里偷走的东西，如今站着的那个人，替他们记着呢。”

四月，东京。

三共商事那幢老楼的顶层，森田一郎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行业圈里流传的那张合影——翻拍得很模糊，但左端那个年轻人的脸，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他的父亲，二十八岁，站在一群中国地质队员的中间。

另一样，是一张名片的复印件，随货轮航线带过来的。

名片上没有头衔，只有一句话：

“戏楼还开着没有。

——延中实业，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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