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酒来！

上我存的那坛花雕！”

……

那坛花雕，霍禹喝了不到三两，人就“醉”了。

老爷子趴在桌上，呼噜打得山响。

老管家怎么摇都摇不醒，只好一脸为难地跟两位客人告罪：“老爷喝醉了，我先扶他回房。

两位慢用，慢用。”

花厅里，忽然只剩他们两个人。

和满桌没撤的杯盘。

“霍老先生，”夏瑾望着被架走的老爷子，忽然低声说，“装醉都装得这么专业，脸都不红一下。”

“他本来就没醉。”炜杰说。

“你知道？”

“花雕十五度，他喝了三两——老爷子平时喝的酒比这多十倍。”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笑出来。

笑完了，花厅里静下来，窗外的海一声一声地拍岸。

“出去走走吧。”夏瑾先站起来，“屋里闷。”

……

沙滩上人不多。

十二月的浅水湾，夜风带着潮气，不冷，倒清醒。

两个人沿着水线走，隔着半步的距离。

谁也没说话，走了很久。

远处中环的灯火连成一片，像有人把一匣子金粉撒在了海那头。

“炜杰，”夏瑾忽然开口，“我问你一件事。

说实话。”

“你问。”

“九四年了。

四年，你从一个柜台做到今天——中间多少次，有人给你指过捷径？

马占奎给过，商敬亭给过，白建功给过，日本人给过……你就真的没有一次，心里痒痒过？”

炜杰在潮水线上站住了。

“有。”他说，“很多次。”

“最痒的一次，是九二年在上海。

宝延风波最凶的那几天，我只要点个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就到手，一年都不用再开张。

那天晚上我在宾馆的窗前站到后半夜——”

“后来呢？”

“后来我想起我爸。”炜杰望着海面，“想起九零年七月十四号夜里，他要是出了那趟车，我们家连给他烧纸的钱都凑不齐。

一个人要是从那道坎上过来了，他就知道钱是好东西，可命和良心，是更贵的东西。”

夏瑾侧过头看他。

海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她的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

“炜杰。”

“嗯？”

“我这辈子采访过一百多个老板。”她的声音很轻，“每个人都说自己凭良心做生意。

只有你——你的良心，是能对出数的。”

她往前走了两步，忽然停下，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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