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斯诺的生活进入了一种紧凑的节奏。

每天清晨，安德烈或克劳德中的一人会准时出现在他旅馆楼下的小咖啡馆。

他们安静地坐在角落，直到斯诺吃完简单的早餐。

“今天去第十六区，有个冶金工会的时事学习会。”

“第十件上翻印的图表。

他指着图表上陡峭下跌的曲线：

“兄弟们，姐妹们，看看！

纽约股市崩了。

可资本家老爷们不会摔死，他们会把损失转嫁给谁？

转给我们！”

他列举了美国工厂倒闭、农场破产、工人排队领救济的照片，然后话锋一转：

“再看看咱们自己。

老板说要优化——优化个屁！

就是要裁员！

工头昨天暗示，接下来要么接受降薪两成，要么滚蛋。

这和美国人遭遇的，是不是一个套路？”

“是！”

台下响起愤怒的附和声。

“那怎么办？”

老师傅提高声音，

“像以前那样，各自回家唉声叹气？

或者指望那个被银行家们捏着的议会老爷们发善心？

看看南边，他们除了加税、派警察抓罢工的人，还会干什么？”

他拿起另一份材料，那是德文翻译过来的简报。

“我们来看看德国同志怎么做的。

大企业国有化了，工厂委员会说了算！

国家组织培训，搞基建创造新岗位！

为什么？

因为工厂是工人的，国家也是工人的！”

“咱们法共在北方实行的，也是这个理！

那些已经被我们工人掌握的地盘，饿死过人吗？

工厂关门后工人流落街头了吗？

没有！”

演讲的最后，老师傅务实地说：

“所以，面对老板的降薪威胁，我们第十六冶金工会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第一，成立应对小组，摸清厂里真实账目，他要是真亏了，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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