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尤其是法国的资本，在红色恐惧和经济不稳的双重驱赶下，疯狂寻求避风港。

1925年至1927年间，约有15亿美元欧洲资本流入美国。

但这些资本并非来建设工厂或开发新技术——它们的拥有者担心欧洲的乱局会最终拖垮全球需求。

于是，这些“热钱”一进入美国就扑向了看似永远上涨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它们不创造真实价值，只寻求快速的资产增值，将股价和地价不断推高至脱离基本面的危险高度。

到1927年，美国工业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仅为2.

1%（在原历史线上此时约为4.

2%），出口受困，农业萎靡。

然而，同一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却飙升了31%，平均市盈率达到了惊人的28至35倍。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出现了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

华尔街迅速适应并利用了这种由地缘政治恐惧驱动的资本流动。

一种新的投机现象应运而生：“地缘政治对冲基金”。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号称红色威胁对冲基金的产品，其策略直接而冷酷：

大量做空那些与欧洲市场联系紧密的出口公司股票，同时重仓买入军事工业、国内必需消费品以及黄金相关企业的股票。

摩根大通的分析报告向客户直言不讳地建议：

“当前配置应规避对欧出口依赖型资产，转向国防、国内消费及贵金属。

欧洲的每一次政局动荡或经济噩耗，都可能成为我们投资组合的利润来源。”

危机，成了一种可以下注并从中牟利的“资产”。

这场狂欢的门槛前所未有地降低。

保证金交易让普通中产阶级得以用极少的本金撬动巨大的股票头寸。

1927年，股市保证金贷款总额膨胀至58亿美元，已逼近原历史中1929年大崩盘前的峰值水平。

参与者不再仅仅是金融精英，还包括了教师、小店主，甚至是一些抵押了土地换取现金来炒股的中西部农民。

堪萨斯城的一位中学教师玛格丽特·怀特便是其中的典型。

她将多年积攒的3000美元全部投入股市，并在1926年神奇地翻了一番。

在写给姐妹的信中，她兴奋地写道：

“这比批改作业、管教学生容易多了，也快多了！

柏林那些人搞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我们就在纽约搞我们的资本主义投机，看看谁跑得更快、赚得更多！”

她的信中洋溢着对轻易致富时代的陶醉，全然未觉察在美国股市越来越膨胀的泡沫。

与股市泡沫并行不悖的，是建立在庞大私人债务基础上的消费繁荣。

为了消化因失去欧洲市场而过剩的工业产能，美国社会开启了一场鼓励全民借贷消费的宏大实验。

1927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高达7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

5%。

底特律的汽车工人约瑟夫·科瓦尔斯基一家，是这种负债式生活方式的缩影。

约瑟夫年收入约1800美元，却通过分期付款，拥有了一套郊区住宅（抵押贷款4500美元）、一辆汽车（欠款600美元）、一台收音机和一台新式电冰箱（欠款350美元）。

每月需要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去了他收入的近一半。

在一次工会小组的非正式谈话中，他对代表说：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