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家控制媒体、金钱、国家机器的情况下，何来的公平？

我们控制的区域，生活着无数的工人农民，他们难道没有代表权？

至于武装……如果政府军的枪口不再对准人民，我们的武装自然主要用于建设和自卫。

问题的根源，在于你们要先放下指向工农阶级的屠刀。”

由于再次事件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只能先搁置等后面再议。

谈判随即进入具体领域，争吵更加白热化。

关于经济与社会政策，法共提出：

立即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和农民收入保障；

对关键行业实行国有化和工人参与管理；

征收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废除针对工农的歧视性法律。

政府方则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保护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愿承诺“研究改善劳工福利”、“提供农业补贴”，对国有化议题避而不谈，强调“稳定优先”。

关于外交与殖民地上的问题，法共要求：

立即停止在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支那、北非的掠夺性政策和血腥镇压，给予殖民地人民更多自治权利，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从殖民地的不平等吸血，将资源用于改善法国本土工农生活。

政府方一听这个议题，立刻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脚：

“殖民事务是法兰西的内政和主权，不容谈判！

殖民地为共和国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市场！”

拉法耶特伯爵语气激动，

“没有殖民地，法国的经济将崩溃！”

杜邦毫不退让：

“正是这种掠夺，养肥了巴黎的财阀，却让法国本土的工人和殖民地的人民共同承受苦难。

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法兰西获得真正新生的前提。”

而关于国际关系，法共要求法国退出针对德国和苏联的敌对包围圈，解除相关贸易壁垒，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关系。

政府方在此问题上受英美压力极大，仅含糊表示“愿与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但坚决拒绝任何可能被视为“背离西方阵营”的承诺。

谈判陷入僵局，每日的会议都在重复和激烈的争辩中度过。

政府代表越来越焦躁，他们发现法共代表不仅立场坚定，而且对经济、法律、军事细节极为熟悉，提出的方案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就在谈判代表在日内瓦唇枪舌剑的同时，法国国内的“边打边谈”策略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威力。

在中央高原和南部山区，法共游击队利用接触带来的相对稳定期加紧渗透、组织和发动群众。

他们以“土地归耕者”、“工厂归工人”为口号，在广大乡村和许多中小城镇，成功地夺取了大量的基层政权，建立了由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和革命党人主导的“人民委员会”。

这些新政权立即着手推行土地改革、组织合作社、恢复基本生产秩序，并建立民兵自卫。

尽管规模有限，但其展现出的新气象与巴黎政府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吸引力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悬挂起了红旗。

从前线传回的消息更让法共谈判代表底气十足，政府军在多个方向的“清剿”行动不仅进展缓慢，且不断遭遇小规模挫败和士兵逃亡。

相反，革命武装在一些地区甚至发动了成功的反攻，扩大了控制区。

国内局势的天平，正在肉眼可见地向革命一方倾斜。

法共内部，要求“以谈为辅，加速夺取全国政权”的声音再次高涨。

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有指挥员激动地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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