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让德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低语，

“也不能让革命因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变质。”

但这需要微妙的平衡。

德国需要苏联——作为战略纵深，作为资源来源，作为分担西方压力的盟友。

苏联也需要德国——作为技术来源，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证明。

问题在于：

这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健康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或控制？

“铃铃！”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韦格纳走回去接起。

“主席同志，我是奥托。”

听筒里传来克朗茨的声音，

“收到莫斯科的回电。

他们感谢您的祝贺，并正式邀请您访问苏联。

措辞很是热情。”

“有多热情？”

“非常热情。

提到‘兄弟般的期待’、‘历史性的会晤’、‘共同规划世界革命蓝图’。”

韦格纳微微一笑。

“回复苏联同志：我们深感荣幸，将在适当时候安排访问。”

“明白。

还有……安全委员会送来一份补充情报。”

克朗茨停顿了一下，

“关于列宁同志健康状况的评估。

我们的医疗专家分析了最近一次列宁公开讲话的录音，认为他的语言功能障碍比六个月前明显加重。

同志们判断……如果再不接受系统治疗，情况可能在未来十二到十八个月内急剧恶化。”

韦格纳沉默了。

十二到十八个月。

和原本历史的轨迹大致吻合。

“知道了。”

“把评估报告归档。

不要外传。”

挂断电话后，韦格纳重新站到窗前抽着烟。

夜色中的柏林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高速公路工地上还有几点灯火。

韦格纳想起了自己这四年半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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