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忠快步下楼，打开门。

进来的是联络员老陈，四十来岁，精瘦，眼睛里有熬夜带来的红血丝。

“报社那边怎么样了？”黄志忠问。

老陈摇头：

“《救国时报》那边，王老板让我给你带句话。”

黄志忠眉头微微一挑：“什么话？”

“他说，现在形势变了。”老陈压低声音，

“卢沟桥的炮一响，上海的老百姓都炸了锅。

前两天他们在街头发报，刚印出来五千份，半天就抢光了。

王老板说，现在不是愁没人看报，是愁报不够卖。”

黄志忠眼睛一亮：“哦？”

“他想扩大规模。”老陈说着，却叹了口气，

“但是，印刷机坏了两台，租界的洋行倒是有新机器，一台就要四十条小黄鱼。

他那儿账上连修机器的钱都拿不出来，更别说买新的了。”

黄志忠没说话，只是转身往楼上走。

老陈愣了一下，赶紧跟上。

上了楼，黄志忠走到桌边，把那布口袋的口子敞开，往老陈面前一推。

老陈低头一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这……这是……”

“两百多条大黄鱼。”黄志忠的声音平静，“组织的各处资金都解决了，这是剩下的。”

老陈的手都在抖。

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五年了，经手的经费从来都是掰着指头花，一块钱恨不得掰成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统战。”

“那你知道，怎么才算放手发动群众吗？”黄志忠转过身。

老陈摇头。

黄志忠伸出手，指了指窗外那条黑漆漆的弄堂，又指了指远处隐隐约约的楼房。

“你看这上海滩，”他说，“有多少条弄堂？

有多少条街道？

有多少个茶馆、书场、戏园子？”

老陈隐隐约约明白了点什么，但又说不清楚。

黄志忠走回桌边，拿起一根金条，在手里掂了掂。

“王老板那儿只有两家印刷厂，可这上海滩，不只有王老板一家做印刷。”他一字一句道，

“那些小印刷厂，那些快倒闭的报社，那些想抗日却没本钱的文化人，他们都需要钱，而我们恰好有了钱。”

老陈的眼睛亮了。

“你是说……”

“不是我们自己开。”黄志忠打断他，“是入股，是合作，是帮他们活下来，活得好，然后大家一起印，一起发，一起把抗日救亡的声音传遍上海滩。”

他把金条放回袋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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