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余则成出现在了电讯管理总局对面的一家缝纫铺里。

缝纫铺很小。

一间门面，一台老式的脚踏缝纫机，几匹发黄的布料堆在架子上。

招牌上写着“吴记缝补”，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蓝布帘子。

老板娘姓吴，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背微驼。

她是教书先生安排的外围掩护点。

余则成的身份是她从乡下来投亲的远房侄子，来城里“学手艺”的。

“坐窗口那个位置。”吴老板娘用极低的声音说，“帘子别撩太高。”

余则成在窗口的矮凳上坐下了。

面前摊着一块灰布，手里拿着剪刀和软尺。

他低着头量布的时候，视线透过帘子的缝隙，正好能看到对面那栋三层灰楼的正门。

日伪电讯管理总局。

灰楼外墙刷着“大东亚共荣”的标语，门口立着两根混凝土柱子。

柱子后面站着两名日军宪兵，钢盔、步枪、刺刀。

一动不动，像两尊铁铸的雕塑。

余则成开始记录。

他没有用笔记本。

太扎眼。

他用铅笔在面前那张旧报纸的边缘做标记。

标记很小，是一套他在军统电讯处时自创的速记符号。

外人看来就是裁剪时随手画的尺寸线。

早上七点零三分。

第一次换岗。

两名新兵从灰楼侧面走过来，与门口的哨兵交接。

交接过程中，两组人都站在门口寒暄了几句。

从老兵走开到新兵就位，中间有大约八分钟的间隙。

在这八分钟里，正门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

八分钟。

余则成在报纸上画了一个小圆圈。

上午十点。

一辆黑色轿车从正门驶入。

车上下来三个日本军官，军衔从肩章看是两个中佐一个大佐。

他们在门口出示了证件，被引进了一楼。

上午十一点半。

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从正门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看穿着像是汪伪的文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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