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日本人封城封到什么程度。

路卡设在哪里。

水路还能不能通。

然后回来告诉我。”

“明白。”刀疤脸点头。

“记住。

不要冒险。

不要靠近岗哨。

只用眼睛看，用耳朵听。

你不需要做任何英雄的事情。

你只需要活着回来。”

“先生放心。”

刀疤脸退出了地窖，把木板重新钉好。

外面恢复了安静。

余则成一个人坐在黑暗中。

他把手伸进了裤子口袋里。

口袋里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本1940年的旧日历。

薄薄的。

封面已经卷了边。

这是左蓝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前塞给他的。

当时她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帮助，把日历的第十七页折一个角，放在第三码头邮筒旁边的树洞里。”

他一直没有用过。

第二样，是一只黄铜怀表。

表盘的玻璃已经碎了，指针停在了一个不知名的时刻上。

但表壳的背面，刻着两个极小的字。

深海。

这是吕宗方的遗物。

是那个在贫民窟地窖里说出“延安”二字的人留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

余则成把怀表握在手心里。

金属的冰凉感透过皮肤传进了骨头。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想起了在重庆电讯处机要室里第一次见到吕宗方。

那个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目光沉稳，说话留三分余地。

想起了在歌乐山的雨夜里，吕宗方用一句“钝刀割肉”教会了他职场的生存法则。

想起了在太平饭店的管道里，他亲眼看到吕宗方使用苏联制造的真空管和延安的变频法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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