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感觉宽慰的是，他期待的罗斯福已着手安排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同重庆政府交涉问题。

他将目光从战报移向马歇尔信件的最后一页。

那里夹着一张便签，是马歇尔手写的一行字：“华莱士副总统将于六月访华，具体行程尚在安排中。

总统嘱我转达，对战略价值的评估已列入外交议程。

“

他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

看来他提出审视对美国战略重要性的建议终被重视。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

史迪威在一份给华盛顿的绝密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

他派出的小分队带回的情报显示，领导的部队在敌后建立了广泛的根据地，动员了数百万民众，有效地牵制了数十万日军。

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节节败退，和无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如果我们继续把所有筹码押在国民党身上，“他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可能会输掉整个中国。

代表着另一种力量，一种更贴近民众、更有组织能力的力量。

忽视这种力量，是战略上的短视。

“

报告递交后，华盛顿沉默了很长时间。

史迪威以为它已经被埋在某个档案柜的底层，没想到罗斯福总统竟然亲自过问了。

一旦交涉成功，他这边就将负责派员到延安展开工作。

延安。

那个在国民党封锁线背后的红色首都，那个被重庆方面妖魔化为“土匪巢穴“的地方。

史迪威从未去过，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不少。

他听说那里有廉洁的政府、高效的动员、识字运动和医疗改革。

他也听说那里的领导人对美国持开放态度，愿意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框架下与西方合作。

“派员到延安“，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事观察组，意味着情报共享，意味着可能的武器援助，甚至意味着更深远的东西——一种全新的对华政策，一种不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战略选择。

史迪威把烟嘴在弹药箱边缘磕了磕，抖落烟灰。

他的兴奋不仅仅出于战略考量，还有一种更个人化的期待。

抛开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责任不谈，史迪威心底一直希望为中国，这个接触太久、已经生出很深感情的国家做点真正有益的事情，并弥补上次缅战的过失。

上次缅战。

1942年的惨败。

他率领中国远征军入缅，却在日军的迅猛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穿越野人山撤回印度。

那是一场灾难——数万中国士兵死在丛林里，死在疾病中，死在英军的背弃下。

史迪威自己徒步走了十七天，靠吃猴子肉和喝雨水才活着走出来。

他常常梦见那些场景：杜聿明在野人山入口绝望的眼神，戴安澜在茅邦村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还有那些年轻士兵在瘴气中腐烂的尸体……“我欠他们的，“他在日记里写过，“我欠中国一笔债，必须用胜利来偿还。

“

想到这，脑海中再泛起来访客人方才说过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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