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九日，柳卫车站的专列上，蒋校长刚送走啃西瓜的冯裕详，陈粒夫就递上一封从北京转来的密信。

信是顾维钧转来的，信封上盖着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火漆印，内容却是一个叫王家桢的人写给蒋校长的亲笔信，最后附了张作霖的口述。

“蒋总司令钧鉴：奉天方面愿于7月1日通电易帜，前提有三：一，东北自治，中央不得干涉内政；二，北伐军不得越过山海关；三，国民政府承认张少帅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各条如蒙允诺，东北可免兵燹之灾，全国统一大业可成。

张作霖亲笔，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绉绉的，大意是“本大元帅为弭兵起见，决定退归故里，所有京津政务，移交国务院暂摄”。

老百姓看不懂，翻译成白话就是，老子不打了，回老家了，北京的事你们看着办。

当天下午，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告别会。

到场的都是北洋旧部——国务总理潘复、内务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阎泽溥，还有几个老部下。

“诸位，”他站起来拱了拱手，“张某不才，承蒙各位抬爱，在北京混了这几年。

如今时局不济，我这就走了。

各位的去留，自己斟酌。

愿意跟国民政府干的，我不拦着；愿意回东北的，我张某欢迎。”

………………

张作霖的告别会散了，可他那颗心始终没放下。

他站在窗前，看着怀仁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影婆娑，像他这几十年的心思一样乱。

日本人那边，他已经敷衍了十几年——从当年借他们枪炮打垮段祺瑞的皖系，到后来在东北跟他们周旋铁路、矿山、商埠，他从来没让日本人真正满意过。

满铁想修支线，他拖着；关东军想要土地租借权，他装病；领事馆催他签新五路协约，他签字是签了，可转身就让部下“按兵不动”，一条铁路都没修。

历史上河本大作在日记里抱怨过：“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

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这老小子，精得很。

可日本人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这几年，张作霖做了几件让他们跳脚的事——修奉海铁路，跟南满铁路抢生意；打算建葫芦岛港，让东北的大豆、煤炭不再走大连港；还偷偷跟美国、英国的公司接触，想引进外资修铁路、开矿山。

这不是在挖日本人的墙脚，是在拆墙了。

“，士兵荷枪实弹，不许中国人靠近。

他觉得不对劲，赶紧给大帅拍电报：“三洞桥一带日军异常封锁，情况可疑，建议大帅改走公路。”

张作霖看了电报，骂了一句：“齐恩铭这小子，轻举妄动，好造谣言。

日本人修桥铺路，关他什么事？”把电报揉了，扔进纸篓。

第二道，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当面威胁。

那天芳泽又来催签《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又用牙疼当借口。

芳泽冷笑了一声：“大元帅，你若回东北，日军将在山海关解除你的武装。”

张作霖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吼：“我不能出卖东北！

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走了。

第三道，驻东京的密探急电。

五月三十一日，潜伏在日本陆军省的谍报人员发来消息：“据可靠情报，关东军已计划在大元帅回沈途中实施暗杀。

手段未明，请务必警惕。”

电报送到张作霖案头，他连看都没看完，摆摆手：“东京那帮人，整天捕风捉影，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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