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天到第六十七天，三天。

陈九斤做了一件事。

他跟这一层四十个人，每个人当面说了一次话。

不是训话，也不是开会。

是在工位边上、在食堂的桌子对面、在宿舍楼道里，一个一个说。

每一次他说的话都不长，两三句。

每一次他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他想了两天。

他试过很多种问法。

问“你怕什么”，没有人会答。

这园区里的人，最不肯说的就是这个。

问“你想不想出去”，所有人都说想。

这句是真的，答了也白答。

问“你家里有几口人”，有的人会说，有的人不说，说的那些也是真的。

真话对他没有用。

他要的是那半句。

那半句只在一个人撒谎的时候才会出来。

所以他要的问题得有一个条件：真话说不出口。

第六十四天晚上他坐在组长台上，把这件事想通了。

他要问的不是“你怕什么”。

他要问的是——

“你要是这个月垫底，你打算怎么办。”

这句话谁也不能实话实说。

实话是什么？

实话是：我没办法。

在这栋楼里，没有一个人肯当着别人说这四个字。

说了这四个字，就等于承认自己已经在往那条路上走了。

所以每个人都得答别的。

而一个人为了答别的，就得先在心里把那件最坏的事过一遍。

一个人在心里过最坏那件事的时候，浮上来的不是“垫底”两个字。

浮上来的是他最舍不得的那一样东西。

第六十五天上午，杜大奎。

他在工位上，正在把上个月的记录往新本子上抄。

陈九斤在他隔断外面站住。

“杜哥。”

“小陈。”

“问您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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