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门回来之后，梁博在香港留了下来。

他没住酒店，陈嘉荞把她铺头楼上那间旧公寓收拾了出来，塞给他一把钥匙：“你跑完那场，钱都没数清就走了，像个来抢劫一样的。

“梁博想要推辞，但她说得更快更干脆：“铺头是我的，房子是我爸的，你住就住，别啰嗦。

“

那几天他过的是另一种日子。

白天他去黄师傅那家车行帮忙，蹲在车底下听化油器的声音；晚上跟着那帮港仔去酒吧、去私人牌局、去楼顶的烧烤。

钱在他手上变得不再像钱——一晚的消费，抵得上他在广州跑一场的进账。

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人可以把“赢来的钱“当成每天的花销，花得毫不心疼。

车行里有台车在冒黑烟，港仔们弄了两天没弄好。

梁博蹲了半个钟头，把节气门和风门各调了半格，又让人把空滤换掉，烟就淡了。

“你怎么看的？

“黄师傅的徒弟凑过来问他。

“烟是黑的，说明油多气少。

“梁博说，“先别动电脑，动气。

“

那徒弟撇撇嘴，说了一句粤语。

梁博没听懂，只在旁边看着他把空滤拆下来。

后来楼顶烧烤那晚，一个港仔教了他两句粤语脏话，他学说了一遍，发音难听得所有人都笑倒在椅子上。

他也跟着笑。

他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在广州，他笑得最多的地方是场边，那种笑是绷着的；在这边，笑是放得开的。

可有一晚散场后，他在楼下街上站着等车，忽然看见路边一个卖糖水的推车，车上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目表，字歪歪扭扭的。

他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几秒，忽然想起南泰路铺面门口，他自己也曾贴过一张这样的价目表。

那一刻他有点想广州。

这念头只持续了半分钟，就被一辆停在面前的的士打断了。

又过了一晚他去了一个私人牌局。

局在湾仔一栋旧楼的顶层，屋里只开了两盏灯，桌上摊着牌和现金，空调开得很冷。

梁博不打牌，他坐在窗边喝茶，看这些人怎么玩：有人一晚上不说话，只在关键时候加注；有人从头到尾在笑，输了多少都不在乎；还有一个中年人，每赢一把都要去洗手间洗一次手。

他看得出那个中年人今晚要输光——不是因为牌，是因为他洗手洗得越来越勤。

手上越慌，心里越发虚。

凌晨三点，那个中年人果然把最后一叠现金推了出去，然后靠在椅子上说了一句“算了“，站起来走了。

桌上没有人留他。

梁博那时候忽然想起广州的场子。

那边的人输了钱会骂、会砸东西、会蹲在地上抽烟；这边的人输了钱就笑一笑，转身走人。

他分不清哪一种更可怕。

第二天他睡到中午，起来以后在铺头楼上那间小公寓里坐了一会儿。

屋里只有他的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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