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广州冷得干净。

除夕前那通电话，梁博到底还是回了一个字：修。

那台车是正月初十送来的。

车身全是泥，前脸两道擦痕，两个大灯的颜色都不一样，一看就是东拼西凑的货。

跑腿的年轻人把它放下，什么都没多问，只在临走前说了一句：“老板讲，唔急，你慢慢搞。

“

他不急，梁博也不急。

那几天场子还没活，铺面里也清闲，他把车架起来，一件一件过：前悬松、水泵渗、变速箱油黑得像墨，油门踏板的位置还被人垫过一块铁片——垫铁片的人手法很糙，是外行做的。

他做了三天。

做得比平时慢，也比平时细。

拆下来的旧件他一件没扔，整整齐齐码在墙脚；油门踏板底下那块被垫过的铁片，他磨平了边，重新做了一个角度——这种活不赚钱，也没人查得出来，可他做的时候，心里是静的。

交货那天，跑腿的年轻人绕着车走了两圈，上车试了一圈，回来把钱放在工具台上，比谈好的多了一截。

“老板讲，“年轻人说，“你条数，掂。

“

梁博把钱收起来，没多问。

他知道那句话不是夸他手艺好——手艺人这条街上多的是。

那句话夸的是另一件事：这台车当初是怎么来的，他一个字都没问过，也一个字都没往外说过。

在这行里，这两样比手艺值钱。

元宵一过，场子就活了。

夜里十一点，南泰路往北那条老路上，车灯一辆接一辆地亮起来。

他隔了小半年没正经下场，头一晚回去，发现自己站的位置变了：以前他站在场边靠外围的地方，这回他一走过去，有人主动给他让了个位置。

“博哥。

“有个年轻车手叫他。

“博哥“这两个字，去年还没人这么叫。

去年他们叫他“开灰色捷达的“，后来是“算命的“。

现在这两个都不是了——现在他们看他的眼神，跟看“算命的“不一样。

算命的只是在边上看得准；而扛过事的人，是自己人。

杨真和那天也在。

他蹲在自己那台车旁边，帽檐压得很低，看见梁博过来，抬了抬下巴。

“你件事，“杨真和说，“过咗。

“

“过了？

“

“过咗。

“杨真和把烟按灭在轮胎上，“你认咗个锅，赔咗钱，一句多余嘅嘢都冇讲。

呢行嘅人食软唔食硬，最中意你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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