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顿时便响起兴奋的议论声。

当场谈论可比枯燥的文学史有趣多了，有种大家一起参加辩论赛的感觉。

孙教授翻开一份《文汇报》，念了一段某位批评家的文章。

正是之前批评周卿云不配拿版税的那篇。

念完，他问：“大家怎么看？

这位批评家说得有道理吗？”

立刻有学生举手。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起来：“我觉得他说得不对！

文学创作也是劳动，为什么不能拿报酬？

作家也要吃饭啊！”

另一个女生反驳：“但文学是精神产品，不能完全用金钱衡量。

如果大家什么事都向钱看，那谁还会去写那些不赚钱但却有价值的作品？”

“可没有物质基础，精神产品也生产不出来啊！”

“那也不能唯市场论！”

学生们争论起来，气氛热烈。

孙教授站在讲台边，笑眯眯地听着，不时点头，偶尔插一两句话引导讨论方向。

周卿云坐在座位上，如坐针毡。

听着别人讨论自己，讨论自己的作品，讨论自己该不该拿那笔钱……

那感觉，太奇怪了。

就像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分析、评判。

讨论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孙教授看时间差不多了，拍拍手，示意大家安静。

“同学们说得都很好。”他总结道，“这个问题确实复杂，没有标准答案。

但我想说的是……”

他拿起另一份报纸，上面是谢校长那篇《文学需要新声音》：

“文学要发展，需要新声音，需要新力量。

而新声音的成长，需要土壤，需要空间，也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

他看着周卿云，眼神温和：

“周卿云同学的作品，我看了。

《山楂树之恋》写得确实好，纯真，美好，打动人心。

至于版税……那是他应得的。

劳动所得，天经地义。”

教室里响起掌声。

周卿云站起来，微微鞠躬：“谢谢教授。”

孙教授摆摆手，让他坐下，然后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几分调侃：

“不瞒大家说，我其实是忠诚的‘保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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