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一直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独立的民族资本银行≮英、日等列强早已严密控制中国金融高边疆的时代,岂有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
蒋介石想动中国银行的脑筋,那不是白日做梦吗?蒋介石既无实力,更无胆量向列强叫板,毕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后,蒋介石只能放弃原来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银行。
在陈光甫的点拨下,蒋介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不得不有求于中国银行。
在此期间,正赶上张嘉哪盖兹ナ馈溃谡庵埃槭胝偶苇并没见过面,不过蒋介石在上海金融圈里待过,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与江浙财阀的各路人脉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蒋介石决定亲往吊唁。
吊唁当天,蒋介石突然来到张母的灵堂前,进门二话没说,倒头就拜,可谓是震惊四座,也给足了张嘉孀印庖痪俣谜偶苇好生感动,没想到蒋介石这么讲究“浙东乡谊”。可他不知道,对于混过“码头”的蒋介石来说,这一套完全没有难度,这时蒋介石的“腰杆子”还不够硬,筹钱拉滤,这不过是“进门拜码头”的标准动作罢了。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脚跟未稳,需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而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张嘉牌捣被嵛钤谏虾5娜铡⒂ⅰ⒚懒焓拢暇┱耐饨磺叽钋牛诩渚土暇┕裾饨徊砍せ欺胗⒚懒焦耐饨惶概幸彩窃谡偶苇的家中进行的!
而“垫款”一事,蒋介石最后派出嫡系人马,由张静江和陈光甫从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嘉昂笏剂浚芯踅槭龃笞銮渴撇豢傻玻残碚梢约右岳茫詈蟛糯鹩α擞芍泄蟹制诘娓?000万元经费,并且由江浙财阀出面欠,通过上禾业联合会先认缴了500万元。
“四一二”事变之前,中国银行已经为北伐提供了高额赞助,可见中国银行为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也给了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不难想见,财阀们也不是一头赌的,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在此后的“宁汉合流”中,中国银行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其实,张嘉还乔疤ㄅ芰椎模晨看笫鞯娜俗约翰⒉皇谴笫鳌=槭蟮牟⒉皇撬撬澈蟮牧星渴屏Α:罄矗仁菇槭乱暗慕悴品В澈笠餐橇星康哪芰俊?
不过,就像县勒上台借用了国际银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一步步地夺取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德国中央银行大权一样,蒋介石从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银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时间,才将中国银行控制权夺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权威。而从1933年开始,县勒也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最终将中央银行的大权抢到手。
改组与染指
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央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禾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潜怀莆悴品У摹叭住薄偶苇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期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翻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凸兑现。
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衔叭缱裾彰钪葱校蛑泄薪哟诵庞蒙ǖ兀牢藁指粗薄1愫椭泄猩虾7中芯硭魏赫乱黄鹱隽烁龃蟮ǖ木龆ǎ嚎姑】煽姑负稳菀籽剑∥タ拐某擅挥胝鞫裕毖笳梢粤⒓慈盟恰跋赂凇薄保绻ǹ泄械囊舛蚁郑テ旧虾7中幸裁挥姓飧鍪盗Α5笔币庵械南忠挥?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闹性缫汛蚝昧怂闩蹋急赋怀龊孟罚?
张嘉痛畹邓魏赫虏宦渡日业秸憬品е械募肝淮笳乒瘛虾桃荡⑿钜凶芫沓鹿飧Α⒄憬艘狄谐穸陆枇趾驼憬胤绞狄狄凶芫砝铕ポァ馊徽潜毖笫逼冢幸抵凶钪娜夷戏矫裼校殖啤澳先小钡恼乒袢宋铩偶苇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紧接着,张嘉盖肓擞⒐斯虐睾腿毡救舜迳希锼顺鼍实乃伞9虐睾痛迳洗砉啥邮罩泄校蠖擞执砉啥蛘偶苇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唱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纭澳先小焙屯夤形泄谐叛!澳先小贝蠖际侵泄械墓啥嫦喙兀蓖夤猩钪泄惺侵泄鹑诘闹е泄幸坏┛逄ǎ鼍置娌豢笆帐埃酝夤幸膊焕芡纯斓鼐陀胫泄卸┝⒘?00万的透支契约。[3]
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国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龆ㄏ挛缂绦担⒌潜ü妗?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守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退魏赫略虮坏笔钡拿教灞ㄕ鲁莆坝械ㄊ丁⒂心甭缘囊屑摇薄敲挥辛星吭诤竺娉叛比巳缏榈脑揽衲芊殴饬轿坏ù蟀斓囊屑摇?
后来张嘉鋈沃泄凶苄懈弊懿茫导手鞒种泄械囊滴瘛簧咸ň吞岢觯泄幸心忌坦桑跎俟俟桑谕颜目刂啤偶苇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壶行公会°江财阀控制着上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
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
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国民党要改组中国银行,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强也不会配合’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银行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因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银行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入中央银行,滴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发币大权。
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交易——蒋介石参股中国银行,而席家势力介入中央银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中国银行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改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而这使中国银行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德懋后来长期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衡业务,对国际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中国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领导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交通银行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私人资本的有特色的成长路径。
从中国银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银行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嘉涫歉鎏嫒宋铮淼氖墙悴品е兴接凶时疽环剑浔澈笥凶磐夤时镜木薮竽芰浚ü坦煽毓桑莆罩泄慕鹑诖笕ǎ⒔徊娇刂浦泄氖狄怠?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强烈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政权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私人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翻脸,但蚕食瓦解私人资本的力道却在强化。
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日本日趋紧迫的侵略压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中央银行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承蹬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欠的几家大银行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睦洗畹道铕ポサ巍6偶苇本人则在1928年10月中国银行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扫平盘踞在中国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中陈光甫的上禾业储蓄银行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良好”,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胶饪疾欤锛饣阕式穑柚煤饣埂5?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嘉纹谀冢卜⑿辛?6亿元以上的内债,张嘉靶ЯΑ币灿Ω盟凳强扇傻懔恕?
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