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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四一二”政变:蒋介石的“投名状”(3)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绸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洽卿马上欠组织了包括上葫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盒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池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寒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车务中需要经弛资的上寒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德柄后来滴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滴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禾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孩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堡。3月31日,虞洽卿与上禾业联合会欠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禾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蒋介石的“再融资”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禾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8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禾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内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碍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滴♀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偶苇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牧斓枷拢泄芯芫氡毖笳献鳎蚪悴品Ц鞔笠小⒔灰姿⒋笃笠的技杀窘鸾?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肷虾=鹑诮绲氖盗ε扇宋锢铕ポァ⒊鹿飧Φ热顺晌嬷弧股虾薪缤辛隙酝猓⑵鸪闪⒂筛餍芯聿渭拥男瞧谖寰鄄突幔枰越涣鹘鹑谛畔ⅲ绺星椋换灰饧偶苇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壶行公会∠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橹谧实淖芨涸鹑顺鹿飧图喽阶式鹑ハ虻睦铕ポィ斯叵得芮校皇游悴品У摹叭住薄?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握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1927年4月9日,上盒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盒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齿等地发生大规莫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消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

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翻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凸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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