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两派长期斗争的产物。
外戚当权,即杀戮和罢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们的同党;反之,宦官掌权,则大杀外戚集团,罢免和压制外党。
桓帝时,一批比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联合3万多太学生,一起反对宦官集团。
宦官则近水楼台控制了桓帝,捏造对手罪状进行反击,桓帝不得不下令逮捕了李膺、陈实、杜密等200余人,并对逃亡者悬赏追捕♀就是发生于延熹九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由于外戚集团的支持,桓帝下令开赦李膺等200人。
不久,外戚与党人联合起来计议诛杀宦官,泄秘后反被宦官先发制人,阴谋陷害,将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狱处死。
之后,宦官为斩草除根,又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党人”。
灵帝建宁元年,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也就是视为“党人”而予以禁锢,绝其仕进之路,永远不许为官。
筑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和同郡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一年,筑才45岁。
筑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便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
秦始皇焚书后,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并整理出来,叫做“今文经”△汉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
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
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
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并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容之势,以至于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的地步。
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并激烈了。
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
筑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之时。
今、古文经学派的相互攻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虽然两派都各有一些长处。
经学讲究“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
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
筑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
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
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总的来看,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边的。但是,筑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在受禁锢的14年中,筑遍注群经。
“症”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
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支”。
人们转而崇尚“支”,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
例如,筑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症《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筑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
支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
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筑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何休读了筑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筑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
由于筑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