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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 一(2/2)

四、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卷九载惠帝在观人彘后“迺大哭……故有病也”的记述对他的形象影响很大。如仅读这段记述,所得到的印象将是:他在遭受此一重大心理创伤后即自暴自弃、无所作为。司马光因而指责他“弃国家而不恤……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注:《资治通鉴》卷一二。),芮和蒸也指责他“轻社稷,斯诚汉家之庸主,高祖之逆子”(注:芮和蒸:《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政治大学学报》第20期,1969年。)。有些学者也因而认为这是司马迁不为他立纪的原因。(注:陈仁锡指出,太史公不为惠帝立纪的用意在“为后世人君失政者戒也”,见《史记评林补标》卷九。郭嵩焘也有相同的看法,见《史记札记》卷一“吕后本纪”下案。)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段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不可尽信。

首先,惠帝之言“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应如王叔岷所解读的“意谓‘身为太后子,而太后残毒如此,固无面目治天下也!’盖有不堪为太后子之意”(注:《史记斠证》第二册,第360页。);也就是具有与母决裂之意,而无从此不理朝政、不治天下之意。颜师古注云“今太后视事,己如太子然”(注:《汉书补注·外戚传上》引。),以后文“孝惠以此……不听政”解读前文并不恰当。

其次,观人彘后“岁余不能起”的记述,时序错乱。年轻的惠帝在经历恐怖的人彘事件后生了一场大病是很有可能的,但事实表明他并未因此长达一年多都不能起床。他在二年“十月”即与齐王燕饮,距元年“夏”后观人彘只有四五个月。

第三,“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的记述,时序与事实都错乱。首先,相国萧何于二年七月去世前惠帝还亲临探视并询问继任人选,这说明他并未在观人彘后即不问政事。其次,继任的相国曹参日夜饮酒而不问政务,过一段时间后惠帝责怪他说:“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注: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此事说明,这时他不但没有病、没有颓废不听政,反而是敏于任事、具有“忧天下”之胸怀。

第四,惠帝生病“岁余不能起”可能确有其事,但时间应在他七年秋八月去世之前。《汉书·惠帝纪》载,在他去世前大约一年,“七年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发兵镇守荥阳的目的应当是皇帝即将驾崩,预防东方诸侯起兵叛乱。(注:此事显然很重要,但《史记》却没有记载。笔者认为,这应是司马迁的“缺漏之笔”。荥阳位于诸侯国之西,长安之东,是汉中央赖以控制东方诸侯国的军事要地。楚、汉战争时,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载,高帝去世时,灌婴与陈平奉命将兵驻守荥阳。吕后去世后,灌婴也受命将兵驻守荥阳。由此可知,惠帝七年冬十月,灌婴将兵守荥阳之事应与惠帝生病不起有关。)因此,发兵前惠帝可能已经病入膏盲。此解正符合“岁余不能起”之说。

最后,司马迁对惠帝的赞词是“垂拱……天下晏然”(注:卷九《吕太后本纪》。)。“垂拱”不是“不听政”,不是“轻社稷”,也不是“弃国家而不恤”,而是“无为而治”。如前所述惠帝是敏于求治的,他是在曹参的劝谏后才“垂拱”的。这就是说司马迁对他不但没有责备之意,反而与班固一样具有疼惜爱怜之意。班固赞曰:

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注:《汉书·惠帝纪》。)

刘盈去世后群臣给他的谥号是“惠”。应劭注曰:“礼,谥法,‘柔质慈民’曰‘惠’”(注:《汉书补注·惠帝纪》卷首“孝惠皇帝”下引。);此解具有“仁弱”之意。然而,依据《谥法》,“惠”也指“爱民好与”(注: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收录于《史记会注考证》。),即具有“宽仁”之意。班固对惠帝的总评可能采用此说。笔者认为此说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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