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负责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并把他带回沈阳交给花谷正,随后坐镇当地,就地指挥整个行动。
石原莞尔呆在旅顺,等本庄繁司令官视察回来,一俟沈阳那边有了动静,便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今田负责通知执行部队开始行动。
花谷正分配到的活则一如既往地和喝酒有关:不管外面打得怎么热火朝天,只要能把建川灌醉,就是大功一件。
关东军那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这边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对关东军在东北的一举一动,起码南京国民政府还算是警惕的。
日本特务固然厉害,南京的谍报人员却也不都是吃闲饭的。
一直以来,关东军举行进攻东北大演习的情报就没少往张学良的办公室送。连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谍报员也没给漏掉。
但少帅似乎从来没有因此上过心。
莫非他以为东北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llki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而你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行贿界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关系。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
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对日本方面的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可惜,和当时国内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张学良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似乎并不了解和熟悉,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他以为搞定政客,就一定搞定了军人。
此举大谬。
不过,退一步说,即使他想到了,也一样没辙。
因为日本军人不是中国军阀,用钱是搞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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