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人营的特定条件下，个人已不复存在。

林启明认为，他不是作为个人活着的，而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活着的。

军人营的全体弟兄也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活着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们评价他们的时候，都不会说他们哪个人如何如何，只会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中国军人如何如何，他作为第九中国军营弟兄们的最高长官，不能不为国家民族负起责任来。

他没想到由此而引起的风波，更没想到会于那风波发生后调离第九中国军人营。



每当站在整齐的队列前对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举手致敬时，林启明眼前总是飘荡着一面鲜红的国旗。

国旗的形象十分真切，是系在绳子上的，旗杆顶天立地地高大，国旗便顺着高大的旗杆一点点爬高，最终，升上高渺的晴空，有时，能在缓缓上升的国旗周围看到火光和硝烟，甚至能看到德信公司大楼巍峨而沉郁的阴影。

每到这时候，林启明就觉着，他和他属下的弟兄们还没被解除武装，他头上戴着钢盔，顺着裤缝垂下的左手攥着枪，他依然在为这面国旗而战斗着，耳边就会适时地响起《大上海不会降》的歌声。



小红楼顶的电喇叭却总在播放金鹰电台的申曲，绵绵软软的，听了让人骨头发酥。

电喇叭是他和弟兄们要求布莱迪克中校派人装起来的，想藉此了解外面世界的讯息，可喇叭里偏很少广播时事新闻，不知是不是营主任罗斯托上尉有意安排的？



一开始，罗斯托上尉就反对他们在军人营搞精神升旗和日常操练，说是怕日本人知道后，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他据理力争，坚持认为，根据中国军人营区内自治的原则，弟兄们有权自主活动，营理当局不能干涉。

罗斯托没办法，请示布莱迪克中校，中校一面让罗斯托少干涉营区内部事务，一面也把他找去谈了一次话。

再三告诫他，要他约束行动，不要出格，以免激怒日本军方。

他当时并未料到后来的那场致使他调离的风波，对布莱迪克的告诫没当回事，表面上应了，心里却固执地想着，自己是个中国军人，不管布莱迪克中校说啥，他都得按一个中国军人的良知和准则去做。



在那段日子里，他除了带领弟兄们日常上操，进行精神升旗，还亲自给弟兄们上课，讲“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讲得许多弟兄直掉眼泪。



营区周围的中国同胞们密切注视着营内的一切。

每天早晨举行精神升旗时，四周楼房上都有人默默观看。

上操的哨子不但唤醒了弟兄们的斗志，也激动着中国同胞的心。



一个中学生在写给第九中国军人营全体弟兄的信中说：

“每当听到军营的哨音，听到你们整齐有力的脚步声，我就觉着中国军队还没撤走，国军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为你们而骄傲，上海为你们而骄傲！

我和同学们都暗暗发誓：日后一定要和你们一样，做个打鬼子的勇士！”

捧着这封信，林启明感动极了，他让费星沅读给弟兄们听，弟兄们也于感动之中受到了震撼……

嗣后，弟兄们的情绪和军人营周围民众的情绪，在相互影响中越来越热烈了。

上操时，营区外的同胞们会大喊抗日口号，弟兄们会情不自禁跟着喊。

夜晚，公寓楼上大胆的市民们不但向小红楼里扔糖果，香烟，有一回还扔了面国旗进来。



这情形持续了好久，到四月九日夜晚，酿出了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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