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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病危通知书的郑重提示(3/4)

还有,搞“华联会”,有一个时期几乎整日里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陈大使,这您是知道的。

特别是九五年,为了严厉打击华人社区中的个别犯罪分子,为广大华商创造一个安定的经商和生存环境,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布给全体旅匈华胞,作为举报电话。这样一来,华人社区的个别犯罪分子当然会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不仅叫嚣要出资二十万美金买我的脑袋,还气急败坏地扬言要杀掉我的全家。为了坚定我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决心,我是一步一把泪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过继给西班牙的一个朋友的。

陈大使,您清楚,搞“华联会”,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当时旅匈华胞生存的客观需要。这话既不是“客里空”,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那时的布达佩斯华人社区,一些犯罪分子为非作歹,大肆鱼肉同胞,抢劫、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而立足未稳的华胞由于语言不通和不谙所在国的法律,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终日。

是“华联会”为广大华胞撑了腰。从而,“华联会”成了旅匈华胞的“主心骨”。

陈大使,说真的,搞“华联会”,不是没有好处可捞,也不是没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捞也不想沾。

比如一斗“四虎”时,“四虎”市场老板讲只要我对他拍卖商亭使用权来个不闻不问,配合他达到他该达到的目的,他就背地里塞给“华联会”和我六十万美元。无疑,六十万美元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有了这六十万美元,如果回到国内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一辈子也够吃够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这六十万美元的昧心钱,就要使广大华胞蒙受六百万美元的损失。这种缺德事儿,这种出卖人格和国格的勾当,我能干么?

然而,一斗“四虎”胜利了,广大华商的损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么呢?

当然,我得到了广大华胞对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讥笑为傻瓜和白痴!

要说委屈,或者讲气愤,莫过于一斗“四虎”中与屠永明合建“中国商城”的事情了。

陈大使,当时的实际情况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复。可事后,却有怀疑甚至诽谤我与屠永明穿一条连裆裤,合伙骗取华商的钱。

这不是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又是什么?

我明明为维护广大华商的利益不惜肝脑涂地,却落了个“诈骗犯”的罪名。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诬指我是政治骗子,还向匈牙利警察;局“揭发”我是什么中国安全部门派过来的特务,还妄图武装一万名华人攻占布达佩斯进而夺取匈牙利的国家政权。

这些人良心何在?

这世道的公理又何在呀!

当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会坦然处之。

但是,要说不委屈,不气愤,也不是真心话。

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还有,办《欧洲之声》报。

这份报纸,究竟办得如何?我不说您也有公正评价。华胞们说她像《人民日报》海外版,便足以说明她是如何的热爱祖国和起到了广大旅匈华胞的喉舌作用。

但是这样一张深受广大旅匈华胞喜爱的报纸,却因办报经费拮据,久久陷入困境。为此,我不惜倾家荡产,我多次向国内有关部门求助,结果至今仍前途未卜。为此,我伤心透了。

这件事情因我们多次交谈过,也就不再重复了。

再有,人们通常的思维定势或者说社会上的处世价值原则,即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为什么或图什么的问题。

是呀,我搞“华联会”,到底为什么和又图什么呢?

为此,家人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朋友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我自己更是不止一次地自问自答。

我总觉得,人活在世上,没钱不行。尤其是在国外,不但没钱不行,而且钱少也难以生存。但是,人活着也不能完全是为了挣钱。如果这样,岂不成了挣钱的工具?岂不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再说,钱挣多少才是多呢?有了一亿想十亿,有了十亿想百亿。钱是无底洞,欲壑难填呀!所以,我以为钱是身外之物。挣的够吃够花了,就应该讲点奉献,做点公益事业,积累些精神财富。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上,我觉得精神财富更难以拥有,因而也更有价值。

我这么讲,并不是说我搞“华联会”就证明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伟大。

我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凡夫,但却不愿成为一个俗子,不愿成为一个庸俗不堪的人。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我理解,这种精神既有对物质财富的拥有,也有对精神财富的追求。一个拥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不客气地讲,我自信将来我会成为“两种财富”的拥有者。

我坚信:即使今天不是,但明天我一定会是。

陈大使,最后这些话,本来是要作为前面的结束语的,没想到一写起来就收不住。

至此,我想用这样几句话作为对我纷繁的思绪和澎湃的情感的梳理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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